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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Gender)
来源: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 作者:迈拉.杰伦 ,于闽梅 译 发布时间:2011-03-16 10:44:54 浏览次数:3325

社会性别(Gender


    本文出译自《文学研究的批评术语》一书,弗兰克.林特里亚和托马斯.麦克拉布林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edited by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bli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迈拉.杰伦(Myra Jehlen),美国文学批评家,她和安妮特.特劳德尼最早提出了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她极力扩大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即文化传统中对于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不同的假定。她在代表作《阿基米德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自相矛盾》(Archimedes and the Parados Of Faminist Criticism,1981)一文中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文学批评进行了再认识。她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的思考实质上应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关于妇女和女性特征的假定的再思考。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不能局限于研究女性或作品中的女性,而应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和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思考。在杰伦看来,这种激进的比较式的批评以对立的方法观察社会性别和文学的关系,可以使人们看到主流文学的全部。她将多元化的批评方式推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模式。

  莫里哀作品中的布尔乔亚先生有一天忽然发现:他一直以为他只是在说说话而已,但这些话竟然就是散文。文学批评家们也如此,他们最近承认:在他们大部分关于人物、情节及风格的最普通的陈述中,他们使用的竟是社会性别话语。[]

现在,这些批评家发现:批评分析使用的术语,其引用和暗喻及其结构本身,都具体表现了对社会性别身份本质的一切假设,性别身份的本质构成了甚至昭示了批评观念。当我们分析某首诗的格调为“雄浑”或把一些韵文名之以“阴柔”时,当波士维尔(Boswell)审慎地解释说:“约翰生的语言……相对于女人气的美妙的纤柔而言,其过分的阳刚气应该是可以被允许的”,“阳刚”与“阴柔”的这些传统意义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文学现象与自然性别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内在的联系。这些意义无需检验,而他们似乎要籍此解释的文学现象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命名。与其说它是分析对象,还不如说它是分析的术语,波士维尔从来没有也无需反思他的定义的指向(也不会想到颠覆他所使用的意义),他不是用传统的男性气质去定义规范约翰生博士的语言,而是引用约翰生的语言去定义规范传统男性气质。但是在近来的批评实践中,正在进行这样一种反思,文学分析正在质疑自身的自然性别修辞学(即其使用的一整套语言)。“阳刚”与“阴柔”—这在18世纪传记家们看来本是基本衡量的尺度,却成为20世纪读者批评尺度的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

波士维尔把阳刚当作一个既定物,昭示了一个传统的信念:即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产生于自然,并导致了文化秩序。约翰生博士说自己的写作“对于女人气的写作来说……过于阳刚。”他还曾扬言说:女人们过于女人气了,简直不值得让男人们追逐。“先生,”他在给波士维尔的信中说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话,“让一个女人布道就象让一只狗用后腿走路,走得实在是糟透了,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也竟然走成了。”[]

也许直立起来用后腿走路的狗相对来说还是太少,但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讲台。约翰生的观点是:性的等级与物种的区别一样,植根于生物意义上的区别。这观点不得不被我们反思。颠覆性的观点是:社会性别与其说是生物事实不如说是文化观念,它已经与其他身份的讨论,如阶级/种族/民族或宗教联系。女性特征的非自然化是一个更广泛的、所有的人类特征的非自然化各个门类的一部分,这种解构表现为社会和语言上的建设。

在社会构成中解释文学的含义,对文学而言,具有一种相对应的含义。如果社会性别是一个被规范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物,那么,在小说中,指派给男性和女性的传统意义上的特征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反映了历史和文化。小说、诗歌、戏剧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超验的。相应的历史化扩展到批评中,我们在阅读、评论哈姆莱特这个人物时,不是把他作为普通人的肖像,不管他身上的普遍的人性,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特殊的反应,作为文艺复兴时一个独特的贵族青年的再现,其它经典评论中亦特别注重此点,并且,把他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青年代表的设想是普遍的意见,即他对上流社会具有普遍的说明力。如果文学涉及到的社会性别与阶级和种族的问题一样,那么批评家就会读到文化和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作者和批评家们本来一直以为他们只是运用一种独立的艺术化的语言,来超验地表达某种意义,现在无论他们愿意或不愿意,他们发现他们正在说的都是同时代的文化智慧。

并非所有的批评家都象莫里哀笔下的暴发户一样高兴地发现这一点,即他们想当然的言说方式在内部就构成一种陈述。那个热心的暴发户认为由于他加入到丰富的文化中,他的谈话水平大有提高。但一些批评家却害怕把社会性别象阶级和种族那样讨论研究,他们害怕这样会削弱文学。他们的担心是: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中阅读文学,会使文学的意义不够普遍,从而将文学缩小到细节(过分强调个性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即社会和文化中讨论文学语文,这一设想的确丰富了阅读。因为,当我们把小说中的人物看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他们既包含特殊的品质,又包括不同类型的人的特征――即一个象哈姆莱特那样的角色,被当作普遍的人性的具体表现。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超验的人物塑造却还原了被遮蔽的人的差异的复杂性。当批评家为了说明特殊性时,他就必须在人的差异的复杂性中,精确地关注本质和差别,为了反对那种超验的白日梦,有一种批评意识到它自身及文学的性别政治,确认了与文化的接合点和交互作用这种文学的永恒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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